台湾人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战犯(中)

2020-06-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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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六年是中国国民党政权清算『台籍战犯』的高潮期,一整年里经常可从新闻报导看到『台籍战犯』被提审的消息,尤以六月间最为密集,遭到判刑的台籍战犯屈指难数,不过,其中倒有一件无罪判决,是清算过程中相当罕见的案例。

台湾人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战犯(中)

这个案例的主角是基隆人吴新发;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充任基隆日本宪兵队临时通译,七月随日本宪兵前往台北太平町,将张国彦等人以间谍嫌疑逮捕。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十日,非常幸运地被警总宣判无罪。

吴新发在张国彦等人的家属向警总举发后,即遭到逮捕,却在被刑求和拘押了整整十个月,才开庭审判。他否认帮助日本宪兵共同殴打张国彦的指控,跟张国彦同时被日本宪兵逮捕,并拘禁在同一个拘留所的傅维铅出面为他作证,才使他免于被判刑。

张国彦遭日本宪兵刑求时,傅维铅正好由日本宪兵从拘留所提讯出来,他短暂目击了当时的情形。傅维铅证实,张国彦被日本宪兵绑吊在树上审问,吴新发手执木棍站在旁边,但并未看见他动手。

傅维铅虽然没有目击整个刑求过程,但是,警总军法处似乎大发慈悲心,根据傅维铅的证词,以及研判吴新发只是临时通译,协助日本宪兵动手打人的可能性甚低,而宣判吴新发无罪。

吴新发宣判的同一天,另有一名日本战犯伊藤长三郎,因为对中国人民施酷刑,而被判刑六年。

伊藤长三郎是日本宪兵分队长,一九三九年在驻防中国保定期间,他的部属前田留雄逮捕两名疑似间谍的中国人,施以吊打掷摔等种种酷刑十余次;后来,他的分队调驻台湾直到战争结束。

中国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后,保定的案子也辗转移到台湾警备总部处理。伊藤长三郎受审时,否认他有一位叫做前田留雄的部属,他自己在保定期间也从未刑求过任何中国人。

警总根据保定中国人的「指证历历」而推断:一、伊藤长三郎说谎;二、即使没有说谎,但中国人确被日本宪兵刑求,伊藤长三郎是日本宪兵,「责任亦属无以解免」;三、日本宪兵在战争期间虐待中国人,司空见惯,因此,没有一个日本宪兵是好东西。

伊藤长三郎最后被定罪的罪名是:「对部属疏于防範」。警总军法处很显然是基于报复心态——为中国人报复,但是,面对在台湾服役的日本宪兵,警总就没有为台湾人报复的心态,反而是修理台湾人比修理日本人还厉害。

这种情形跟中国国民党政权处理在台日军遣返作业的周到,以及中国内战末期却对滞留中国的台湾人置之不理,非常明显的差别待遇是如出一辙的。

就在吴新发案宣判后不到一个星期,基隆警察局的警官廖正全也被当作战犯审判。他被控在担任日治时代宜兰郡警察课高等刑事时,曾经逮捕、刑求中国侨胞陈银生等人。

据称,陈银生等人企图成立『兴中会』的组织,总督府下令调查,全案是由日本主管及日本刑警负责主导调查、侦讯工作。中国国民党政权对该案特别重视,战后,饬令警总严办。

可是,日本刑事主管和日本刑警都已经被遣送回日本,几位介入协助刑求的台籍刑警也已畏罪潜逃。廖正全因自认未作过亏心事,不但没有逃,战后来继续留在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局服务。警总抓不到祸首,就把他逮捕了。

他被关了一年后才接受公审,警总为了替中国侨胞出气,曾经狠狠地对他施以刑求,最后更在毫无证据下,判他有期徒刑五年。无法向日本人讨公道,只好从台湾人身上出气了。

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间,遭到审讯或判刑的『台籍战犯』还有:曾经在日本宪兵队服务的台北人张锡铭,担任过台中高等警察的王瑞棋、刘簿金、杜凡,曾经前往中国的日本佔领区的余东、黄明川等等十余人之多。

他们没有一位逃过徒刑的惩罚,刑期从一年六个月到六年不等,所犯情节几乎都是协助日本宪警虐待同胞。其中,比较特殊的是余东、黄明川,他们两人是由国民政府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呈报,国府国防部再转台湾警备总部,千里迢迢地紧急通缉的,如此穷追不捨,为的只是中国人受到欺负,必须讨回公道。